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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辉煌而灿烂，中国古代的科技，取得了璀璨而杰出的成就。自夏商周开始至19世纪初，中华文明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四大发明到青铜器；从中医药到天文历法；从水利到丝绸，中国古代科技的创新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我们对中国科技历史的理解和认识，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中国未来科技的看法。今日特摘选孙小淳《文明视野中的中国古代科技》（节选），通过文章让我们共同了解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发展历程，从而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定位，增强文化自信！

孙小淳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思想源泉。科学技术是中华文明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科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人类文明走到今天，科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今时代，科技已经是国家与社会的主导力量。因此，了解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定位，增强文化自信。

首先是“科学”。大家最容易产生的印象是：它产生于欧洲。这并没有错，近代科学确实是产生于欧洲。在中国，“科学”这个名词到19世纪末才出现，对应于西方的science。即便是在欧洲，“科学”这个词也是在16世纪以后才出现的。这个词的汉语翻译是来自19世纪的日译，意思是“分科之学”。在欧洲，“科学”的拉丁文意思是“知识”（scientia），目前德语里的“科学”（wissenschaft）一词还保有这个词的原意。尽管“科学”一词经历多次语义变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谈论“古希腊的科学”“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科学”或“中国古代的科学”。因为我们讲古代科学时，指的是古代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古人对于自然的解释。这些知识体系是与现代科学意趣相同的东西，包括古代的一些符合现代科学的理论和观点、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记录、探索自然的行为，以及在方法和研究对象上与现代科学相通的活动。这里要特别注意，不能因为古代对自然的解释不如现代科学的解释或者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就说古代没有科学。古代有科学，只是没有近代科学。这个道理本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人们在讨论古代科学时很容易忘记这一点，因此特别澄清一下。

曾侯乙编钟。它是迄今考古发现的先秦编钟实物中数量、组别最多，重量最大，音律也最为完备的编钟。全套钟的音域宽达五个八度音程又一大二度。每件钟均能发出双音，音响完好。曾侯乙编钟在声学、乐律学、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超出了今人的想象，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这套编钟的出土，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引起人们对编钟设计铸作奥秘的浓厚兴趣。

其次是“技术”。这个概念相对来说比较明确，就是指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来满足人类各种需求的种种手段，包括工具、生产技艺、生产流程以及对物质和环境的种种改造等。因此，哪里有人类活动，哪里有生产劳动，哪里就会产生技术，不分文化和地域。讲中国古代技术，所指的意思也是非常明确的。

然而，当我们把“科学”与“技术”放在一起讲“科学技术”（简称“科技”）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由于近代科学的兴起，科学对技术有很大的促进，甚至很多新的技术明显就是科学的应用。没有新的科学，一些新的技术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近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而且它们之间的界限也不那么清晰了，所以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于科学与技术并称。但是在古代，绝大多数技术，都是基于经验和直观，并不与科学理论直接相关，因此在讲中国古代科技时，有人就会认为中国古代有技术而没有科学。这一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首先，古代技术与科学关系不那么密切，并不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现象，古希腊或任何其他古文明都一样，把中国古代拿出来特别强调，其实是不必要的。其次，古代技术也不是与古代科学绝对没有关系，所有技术的背后，都隐含着人们对自然宇宙及其中的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基本认识。因此严格地讲，古代也并不存在完全脱离了科学的“纯粹的”技术。比如，我们不能说古代会做车轮的“轮人”，他们脑子里完全没有圆的科学知识。

有了上面的澄清，我们就不必担心在讲中国古代“科学”或“科技”时会引起什么误解了。“科学”和“科技”两个词我们基本不作区分，读者可以通过上下文理解其意义。

我们研究古代科技史时，免不了从现代科技的立场，以现代科技的标尺去考量古代的科技知识。我们会倾向于认为，科技是经过自古至今的一步一步的积累才达到我们现在所处的高峰，我们好像是站在高山之巅，回顾科技从历史走向今天的道路，科技史就是把历史上一项一项的科技发明或发现整理出来的编年史。我们在讲述某一个文明的科技史时，就是看这个文明中产生了多少用现代科技标准来看是科学的早期成果，我们甚至探讨不同文明在向现代科学迈进的道路上谁领先、谁落后的问题。这样书写的科技史当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看人类从蒙昧时代一步一步走向现代科技的高峰，确实是激动人心的事情。但是这样的“辉格式”的科技史会出现很多问题和不足。首先，它会只看到古代文明中与现代科技相符的理论、观点、发明或发现，把那些不符合的就简单地斥之为“迷信”或“伪科学”，而看不到这些陈旧过时的理论或信念曾经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中发挥的作用。其次，为了凸显古代知识的科学价值，它可能把古代的一些理论和知识，硬是牵强附会地解读为现代科技的东西，这样就歪曲了古人的意思。最后，它很容易把古代的科技与当时的世界观和思想整体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割裂开来，从而变成孤零零的所谓的“科学事实”。因此，尽管“辉格史”的倾向不可能完全避免，把科技史做成味道十足的“辉格史”，显然是不可取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看中国古代的科技呢？我们主要强调的是从文明的视角。

沧州铁狮。沧州铁狮是古代最大的铸铁件。铁狮内外壁均有锈层，呈棕褐色。表面存在规则的冷隔线、矩形范块痕、夹渣、裂纹、凹槽和缩孔等铸造缺陷。颈背部内面可见铸入的熟铁凸筋，用以提高结构强度，铁狮表面可观察到圆头钉痕迹。狮身通体有纵横向铸造披缝，表明是用长方形泥范拼合成型，共用五百多块泥范。铁狮是含碳4.3%的灰口铁铸件，它是以木炭为燃料、熔几十吨生铁浇注而成，是中国冶铸工艺史上的奇迹。

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文明，都为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世界上与中国同样建立了古老文明的地域有埃及、中东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等，然而这三个中国之外的古文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灭亡了。没有一个能像中国的文明一样，从它起源开始就一直绵延传承到现在。古代埃及的文明，到波斯人进入埃及之后就已经逐渐衰落，到了希腊化时期基本上就消亡了。古埃及文明被重新了解和认识，是在19世纪初欧洲学者解读了遗存下来的古埃及文字之后，由此建立了包括前王国时期、古王国时期、中王国时期、新王国时期的古代埃及史等。两河流域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也早已衰亡，也只是经过解读考古发现的楔形文字泥版书才对其古老复杂的历史有所了解。公元前三千年前后在古印度兴起的文明，在希腊化时期印欧民族进入印度之后，也就消失了。只有我们中国的文明，带着它光辉的历史，流传下来。中国的“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年文明史”，是有确确实实的考古学和历史学证据来支持的。中国的史前文明，虽然还没有文字记载，但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来看，史前就有丰富的使用科技的经验，陶器的制作、纺织的发明、农业的发明及动物的驯化等，这些新石器时期的发明使人类走向了文明的进程。中华文明也是从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走来，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创造了灿烂的科技文明。我们讲的文明视角的科技史，首先就是要打通史前与历史时期，把中华科技发展的历史追溯到史前时代。

图一：大明嘉靖六年岁次丁亥大统历书。中国传统历法为阴阳合历，二十四节气是阳历的体现。它是将一个回归年长度划分为24等份，每一个节点称为一个节气或中气，有时也把每一份的时长称为一节气或中气的时长。节气与中气依次相间排列，统称为二十四节气。中国现行农历中的二十四节气是严格按照太阳黄经确定的。

图二：敦煌星图。敦煌星图有两种，分别为甲本和乙本。敦煌星图甲本是世界上现存星图中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此星图绘制于唐中宗时期（公元705—710 年），除有名无星者外，图上实有星数1339颗。此图是一长卷敦煌经卷的一部分，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图三：河南登封观星台。圭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天文仪器，主要用于测量正午日影长度，确定冬至和夏至，进而确定回归年长度和历法的起算点。圭表是由圭和表两部分构成。登封观星台以高台本身作为表，以设置在高台上的一条横梁作为表端，横梁到圭面的高度正好是元代的四十尺。圭面上有刻度，并有沟渠以调整水平。

图四：马王堆地形图。马王堆地图是中国早期测绘技术和地图制作技术的杰出代表。马王堆地形图为正方形，边长96厘米，上南下北，图中主要区域是当时的长沙国南部，也就是现在湘江上游的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其附近地区。图上绘有河流、山脉、居民点、道路等，内容丰富、笔法熟练、符号设计具有一定原则，体现出很好的绘制技术。

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当我们从文明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古代科技史时，还是要超越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问题有两种表述，一种是“负问题”表述：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负问题”是很难回答的，但是它具有启发性，启发我们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去考察中国古代科技。这样也就使我们必然要关注李约瑟问题的“正问题”表述，即为什么中国古代在把关于自然的知识运用于国计民生方面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李约瑟把现代科学比作汪洋大海，各个文明都对科学有所贡献，如涓涓细流，“朝宗于海”。于是他采用化学滴定实验比喻，对文明进行“大滴定”的研究，研究各个文明中究竟含有多少近现代科学所认定的科学成分。

这固然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这样做时，就会把古代的科技知识与古代的文化割裂开来，而事实上这两者在古代往往是难以分割的。比如古代的天文学与古代宗教祭祀及占星术就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硬是把古代的科技从古代社会文化实践中剥离出来，就免不了牵强附会，将古人的思想观点现代化，甚至任意加以拔高。一个时代的科学，必然是基于那个时代的传统，包括其自身的方法、价值和积累的知识体系。我们对其中的科技知识“生吞活剥”时，其实就已经大大限制了我们的视角，从而难以对古代科技有全面而中肯的分析和评价。

是的，中华文明是一条文明的大河。确实如李约瑟证明的那样，为世界近代科学的汪洋大海贡献了大量的科学思想和成就。但是看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我们要走近大河，看中华文明大河的“河岸风光”，即探讨古代文明中科技知识是如何被创造出来，其中的思维方式有怎样的特点。我们既要看到科学的原理和事实真理是普遍的、无国界的，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成果和财富，它跨越各种文化的界限，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共有。同时也要看到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这些构成了其科学文化的独特方面。这使人想到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在其《野性的思维》中所讲的“具体性的科学”。他从人类学的视角，考察和分析“原始人类”的知识体系和思维特点，指出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不仅有科学的方法，还有巫术和神话的方式，还有整体的、直觉的、审美的“诗性”的方式。中国古代文化当然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始文化”，但在科学方面毕竟不完全等同于近代科学，还有巫术和宗教神话的因素，因此从人类学的角度是有助于我们从文明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古代科技的。

近代科学的历史毕竟很短，在近代科学发生之前，是漫长的古代科技发展的历程，这个过程一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所谓的“新石器时代之谜”（NeolithicParadox），即新石器时代一些主要的发明，如农业、动物的驯化、制陶、纺织，把人类科技文明提升到了一个古代文明的高台，但是为什么这个高台维持了数千年，直到17世纪的西方科学革命，才再上一个台阶。中华文明恰恰是在古代文明的高台上表现突出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着“列维-斯特劳斯之问”把对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研究向前拓展到史前时代，把中国史前文明中的科技经验与历史时期的科技发展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从文明的视角对“李约瑟问题”有所超越：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经久不衰；科技在其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世界历史，列举了世界自古至今的21个文明，大多数要么早已消亡，要么已经衰落。但是中华文明却历数千年而不衰，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中华文明善于利用环境，把关于自然的知识用于满足人的需求。这一点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中就表现出来。到了历史时代，中华文明则更加重视国家治理，把科技为国家所用，经世致用，以人为本，所以才能兴盛不衰。中国古代在农、医、天、算方面的成就，都是这种把科技与治国理政紧密结合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知识是如何被运用于国计民生之中，探讨科技发展与治国理政的关系。

图一：《测圆海镜》书影。勾股容圆是通过勾股形和圆的各种相切关系求圆直径的问题，这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李冶由洞渊九容演绎成《测圆海镜》（1248年），其中讨论了勾股形与圆的10种相切关系，并在卷一之首绘出“圆城图式”。

图二：《天工开物》抄纸图。传统手工造纸的基本方法，是先用植物纤维制成纸浆，再以帘模滤水，使纤维交叠其上形成薄片，继而揭下晾干成纸。中国传统的造纸技术主要分为浇纸法和抄纸法。公元3-4世纪，中国书籍的书写材料普遍由简牍（竹、木）转化为纸张。纸与造纸术（抄纸法）在公元3-5世纪先后传入越南、朝鲜、日本，8世纪传至西亚，12世纪传入欧洲。印刷术发明后，纸张成为最基本的印刷材料。

图三：《天工开物》记载的提花机。提花机是能够储存提花信息的织机，它是中国古代一项极为重要的发明，它的出现对世界近代科技史也有影响。18世纪，借鉴花楼机上挑花结本的提花原理，法国人贾卡制成了用打孔的纸版和钢针来控制提花的纹版提花机。19世纪，打孔的纸版对早期计算机的程序控制有启发。

图四：北宋时期的军事著作《武经总要》记载的蒺藜火球和引火球。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1044年成书的《武经总要》首次记载三个军用的火药配方：毒药烟球方、火砲火药方和蒺藜火球方。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军用火药配方。

文明的视角，就要关注文明之间的交流。中华文明虽然是原生态的文明，但是与外部文明的交流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小麦就从西亚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要作物。家羊大概也在同时期传入中国。青铜技术起源于6000多年前的巴尔干半岛和伊朗高原。中国最早的青铜器物可能源于与西亚的贸易，后来中国掌握了青铜技术，在夏商周时期把青铜文明推向了高峰。汉唐时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了印度的数学、天文学、医学等知识，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宋元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流频繁，阿拉伯的天文仪器和科学典籍传入中国，中国的天文历法也传入阿拉伯。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的科技交流由于欧洲科技的传入而进入新的阶段，从此以后，中国科学走过了中西会通的近代化历程。

文明的视角，还要关注文明之间的比较。近代科学革命发生以前，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实际上是非常类似的。就科学思想的发端而言，中国的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和古希腊及希腊化时期是极为相像的。这一时期古希腊出现了泰勒斯、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托勒密等哲学家和科学家，而在中国也出现了管子、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刘歆、张衡等思想家和科学家。东西方在科学思想和理论上的发展水平是旗鼓相当的。而在技术运用方面，中国古代则由于强大的国家统治和社会组织能力，走在世界的前列。比如就天文学而言，为推算日月五星的运动，古希腊建立了本轮-均轮的几何学模型，中国则构建了历法的数值模型，两者都是相当成功的数学模型，在推测日月五星运动精度方面也不相上下。但是在中国，天文历法被看作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于是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得到国家持续的支持，各朝都设有天文机构，因此在天文观测、天文历法制定、天文仪器制作等方面，总体上是超越西方的。这个情况只是到了西方近代天文学革命之后才发生了逆转。

从东西方的科技发展及其相互交流来看，我们叙述中国古代的科技，不能把中华文明完全孤立起来看待，而是要带着与其他文明比较的视野和意识。我们不能受狭隘的文明优越论的干扰，只关注那些所谓的最早的或最先进的科技发明，甚至要特别防止因此而产生的过度解读和牵强附会。人类文明既有同一性，又有多元性，文明之间是不断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同样的科学技术发明，在不同的文明中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应用和不同社会功效。了解这些，有利于我们从科技史的角度，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史上，科技始终是连接的力量。

图一：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汴河货船上的平衡舵。舵是用来控制航向的船尾操纵工具。中国最晚在东汉时已经出现舵。北宋时期，转轴舵得到普遍应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船舶尾部，全都使用了转轴舵，并且已经发展成为平衡舵。平衡舵的特点，就是在舵杆朝向船头的方向上也有一部分舵叶，舵力的作用点离转动轴更近，从而使转舵时更为省力。

图二：明·北京宫城图。紫禁城即北京故宫，是中国明代与清代的皇宫，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紫禁城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完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清代又重建、重修，但整体布局保留了明代旧貌。

图三：商·刻“干支表”牛骨（局部）。干支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符号系统，主要用于纪时，也用于表示方位。干支是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的合称。殷墟甲骨文表明，至迟从公元前13世纪的商代后期开始，干支已普遍用于纪日。

图四：水运仪象台复原图。水运仪象台是北宋建造的大型天文仪器系统，是集浑仪、浑象和计时装置为一体的天文台，具有天象观测、天象演示与计时的功能。

从文明的视角看中国古代科技，就不仅仅是讲古代科技的成就，还要讲科技发展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讲科学的思维、科学的传统。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取得，与中华科学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的传统、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对这些进行梳理，并加以现代科学和文化的解释，对于当代科技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以李约瑟为代表的研究者，已经证明了中国古代有科学。但还是有人会认为，中国古代那些发明虽然令人惊叹，但不过是技术，不是真正的科学，“科学是舶来品，科学的故乡在西方”。这种以现代科学的定义去衡量中国古代的科技的看法，实际上还是以比较狭隘的。事实上，中国古代有自己的一套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体系，其发达程度，直到16世纪都并不次于西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如莱布尼茨、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都注意到了中国科技的独特传统。近代的机械的科学观，实际上是有局限性的。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提出，近代科学有必要超越机械论，发展为有机的、整体的科学。中国传统科技文化中的有机自然观，必然会在未来的科学中发挥积极作用。未来的自然观，必将是西方和东方两种传统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包含了科学，科学就在我们的文化中，关键看我们怎样去挖掘、整理和认识。我们从文明的视角看中国古代科技，首先要摆正认识科技文明的态度。我们不能妄自尊大，像清代康熙时代那样去讲“西学中源”，硬说西方近代的科学是源于中国，但也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说中华文明中没有科学。其实文明是共生的，也是相互影响的。各种文明有时互相成为对方想象中的世界，各自文明中激发创造力。而有时各文明之间更是直接交流和碰撞。在全球化的时代，文明是人类共同的文明，中国在其中自然也要有担当和自信。而这种自信就来自我们自己文明的根基和积淀。

历史蕴含着精神。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定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在自然与技术文明的转换中，需要一种“未来哲学”。《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易·系辞》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未来的科学也不一定总是沿着17世纪确定下来的路线前进。美国学者雷斯蒂沃（SalRestivo）在1979年就预言说：“从21世纪开始认识的新科学可能出现在中国，而不是美国或其他地方。”杨振宁也说：“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这个新科学当然不只是新成就，更是方法上要有所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并大书特书。

图一：东汉·青釉刻弦纹双系壶。瓷器是指利用瓷土制成并施釉，经1200℃以上高温烧成的制品。东汉晚期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釉瓷的烧制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发明瓷器的国家。瓷器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此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制瓷业的空前发展奠定了基础。

图二：竹制水车。我国栽培竹子的历史也至少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此后，竹子依种类不同，被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其枝杆挺拔、中空有节且四季青翠的形态特征，竹也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寓意，而大量出现在诗歌、绘画等艺术作品中。竹子可以说遍及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和精神生活，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J.D.Bernal）因之称中国是竹子文明的国度。

图三：《本草纲目》中所绘大豆图像。大豆是我国传统的五谷之一，被称为“菽”。中国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栽培大豆的起源地，大豆约于秦代自华北引入朝鲜，又传入日本，18世纪后才逐渐传播到欧洲和美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油料和饲料作物之一。

图四：秦陵铜车马弓弩的弩机。弩是装有托柄和释放装置的弓，而弩的关键集中体现于弩机。弩的发明地在中国及周边的东亚地区，青铜弩机的发明地在中国。弩和弩机的发明与改进，对古代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被称为“中国之利器”。

（文章整理自孙小淳所著《文明的积淀：中国古代科技》 2024年1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原标题：《我们怎样来看中国古代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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